郑喆轩在蒙溪河遗址进行考古。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1988年出生的郑喆轩北京大学毕业后，把工作的地点定在了四川，目的是“在泥巴里头找石头”。　　“四川的位置相当重要，但在很长时间几乎是旧石器文化的空白区，有一些学者认为1万年以前的四川，盆地是大沼泽，高原是大冰原，都不太适合早期人类生存。破解这一谜团，需要有人来开展持续的专业探索。”谈起自己的工作初衷，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这样说。　　2020年5月11日，郑喆轩带队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发现了皮洛遗址，当天就发现了少量的石器。第二天，团队发现了第一件典型的手斧，很快又发现了第二件、第三件。当众多形态规范、制作精美的手斧出现在眼前时，团队所有成员都难掩兴奋之情。“5月14日，我们在山上调查时遇到了冰雹，但大家仍然十分开心地一次次弯腰捡‘石头’，直到防雨衣裤都湿透，才哆哆嗦嗦地跑下山”。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2021年4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海拔3700多米的皮洛遗址开展了7个月的艰辛探索。连续的地层堆积，丰富的文化内涵，精美的手斧薄刃斧，无不展现了先民们在至少10余万年前就开始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奋斗历程，取得了“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十大”“六大”考古新发现。　　在皮洛遗址发掘期间的2021年9月13日，郑喆轩因公从皮洛遗址回成都，刚下飞机，就收到了同事发来的多张洪水冲刷出的乌木、动物化石照片，请他帮忙判断。看到照片的郑喆轩，不顾长期高原工作的疲惫，带着一丝兴奋和一丝怀疑，隔天就赶往资阳。当时的蒙溪河遗址现场，还是洪水过后的滩涂状态，泥巴能到小腿中间。冒着危险蹚过两三百米的稀泥巴走到了尽头，郑喆轩发现了石器和潜在文化层的存在，确认了遗址。　　“蒙溪河遗址同样非常重要，是现代人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在全世界同时段都是绝无仅有的；它同时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石器、动物化石，蕴含着许多国内、国际最早阶段的罕见复杂行为，将改写我们的远古祖先关于动植物利用等一系列思维、技术和行为能力演化的历史，具有世界性意义。”郑喆轩说。这些系列新发现验证了四川、中国的先民乃至人类本身的伟大探索精神，再现了先祖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勤劳智慧，显示出中华文明久远厚重的文化基因早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萌芽，根脉深长。　　工作以来，郑喆轩平均每年近300天在外出差，工作足迹遍布四川21个市、州，一年到头在城镇乡野的“在泥巴里头找石头”的工作经历，为郑喆轩提出代表建议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当然，代表建议不是简单的材料总结和工作汇报，而是要到田间地头找感觉，同时还要努力学会站在国家层面去思考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但考古研究和代表履职也有相通之处，都是根据有限的认识、发现及资源，去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并指引我们未来继续行稳致远。”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郑喆轩聚焦自己的专业领域，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四川旧石器考古与保护利用工作的建议》。　　郑喆轩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川在旧石器考古领域已经从“盆地”向“高原”迈进，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来说，四川对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研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也已经明确显现出改写世界史前史的巨大价值和潜力。“四川旧石器考古虽然起步晚，但工作意义重大，相关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专业性强、领域广、资金缺口大，需要国家和四川加大对旧石器考古和保护利用工作的支持。”　　在郑喆轩看来，关于人类起源的研究，就是回答哲学的三大终极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正是旧石器考古的魅力所在，是全人类共同的思考，也是全世界关注的一项“国际语言”。　　郑喆轩期待，未来能通过这种“国际语言”来阐释四川及我国在世界人类起源演化和文明交流互鉴问题上的价值，并形成“国际旧石器研究学术高地”，让中国的旧石器历史和文化走近大众，走向世界。　　代表感言　　持续的考古工作，有汗水也有喜悦，这些点滴是我们团队也是广大基层考古人的日常。历经百年，一代代考古前辈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如今，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背景下，作为新一代青年考古人，我们拥有更好的工作基础，也将用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厚植文化根基，坚定文化自信，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