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不遇的最强极光，于昨夜出现在阿勒泰地区，为那片苍茫绿地铺上一层浓艳的粉红。冥冥之中，仿佛在呼应刚刚播完的《我的阿勒泰》中最后一集，巴太不得以射杀“踏雪”那惨烈又心碎的一幕。　　该剧豆瓣开分8.5，大结局后又上涨至8.6分，成为继《繁花》之后，又一部有口皆碑的精品剧集。　　回望一年前，该剧筹拍时，于适远未成为“顶流”；马伊琍参演的《繁花》未播；周依然的《涉过愤怒的海》还未上映；蒋奇明才刚刚因《漫长的季节》获得认可……如今，这些演员在自己的极盛时代，遇到一部精彩的剧集，简直像是命运的眷顾。　　尤其剧集背后还有一个拥有万千拥趸的名字——李娟。她的散文作品，在文学史和读者心中，几乎可以比肩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一流作品，改编很难；更何况是叙事和人物皆散的散文。《我的阿勒泰》是一次难得的尝试，于短短八集的篇幅中，在“轻巧”与“沉重”之间游弋。当李娟式的明净纯粹中融入改编者对女性的思考，其间虽然不无遗憾与偏离，但所传达出的那种万物升腾的喜悦与时代之河流的感伤，仍然是令人惊喜的。　　壹　　2010年，《我的阿勒泰》首次结集出版。李娟在自序中，首先写到雪——“大雪堵住了窗户，房间阴暗。家里只有我一人……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同名剧集便从这里开始李文秀的故事。她十八九岁，高中肄业，在乌鲁木齐打工。她渴望书写，由于年轻，不知如何开启写作。讲座上的作家说，应该“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她若有所悟，回到工作的酒店，却因学历、胆怯和那个过于骄傲的梦想，遭遇其他同事的霸凌和嘲笑，以致丢了工作，狼狈地退回“家乡”阿勒泰。

镜头对她的聚焦，以及脱离于原着的虚构：编织出她对写作的强烈渴望和在乌鲁木齐的挫折，使李文秀不仅仅是全剧的观察者、旁白者和记录者，更是凸显了导演的用心——滕丛丛要在描绘阿勒泰的基础上，创造一部女作家的传记剧集。　　是什么成就了一名女作家？或者说，是什么让打工的李文秀成为作家的李文秀？

李文秀回到母亲的小卖部。她想通过要回烂账，获得赞助，重返乌鲁木齐，甚至去北京写作。要账中，接触到了哈萨克人和他们的文化，尤其是结识了巴太一家。于是，她决定留下来，跟母亲一起转场夏牧场。　　之后，便是文秀和巴太，纠缠在个性、民族、文化与外来威胁下，从羞涩到明亮，从命运悲壮的作弄，到岁月流转，终于迎来的温情对望的爱情故事。

应该说，在阿勒泰那片广袤无垠，充满了自由与灵性的草原上，两个年轻男女的爱情被描述得明丽而动人，爱情线的植入也是叙事性剧集对于散文改编的必要处理。但也不能说没有遗憾。　　欲创造女作家传记剧，本应以李文秀为圆点，以她的视点、观察、记录和感悟为半径，勾画出生活之圆：为什么非写不可？如何进入写作？写作带给她的忧惧欢愉是什么？　　但主创似乎在悄然间，将女作家的圆点，置换为一名男性角色。也就是说，引领李文秀写作的信条：“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全部汇聚到巴太这个俊朗、守诺、温柔又多才多艺，仿佛马背上的国王的哈萨克青年身上了。

这种焦点的转移，使得李文秀退居到一个外来的、不安的、仰望者的角色。她的脸红、凝视、嫉妒、失落、眼泪，因巴太而起，也因巴太而终。这是在用爱情叙事，来替代更为强悍的、广阔的、细腻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活动——即女作家的写作。　　这是很多编剧的创造惯性：爱情故事总是更通俗轻巧，更容易让观众代入和接受。　　但这种惯性，有时会导致创作的轻浮。

因为李娟的原着，书写的是阿勒泰的一切，在那个世界，一朵木耳并不比一个男性的位置低，一只猫带来的生命体验并不弱于一段感情，唯一的圆点是且仅是李娟自己。她天生的性灵、明净的眼睛、雀跃的语言，才是成就女作家的秘钥。

“我出于年轻而爱上了麦西拉，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在高而辽阔的河岸上慢慢地走着，河水深深地陷在河谷里，深深地流淌。”　　正如李娟《乡村舞会》中所写的一样，李娟在每一句爱情心事之后，总是会将目光投向“高而辽阔的河岸”“陷在大地上的石头”“洁白明净的枝子”“黄透了叶子的白桦林”。她的世界，不止是感伤和抒情之爱，也不会滥用这种爱。　　贰　　李文秀和巴太，母亲张凤侠与亡夫，托肯的改嫁风波，两代人，两个民族，三个女性的爱情叙事；以及剧中频出的“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等金句，这些都不失为迎合观众的通俗手段，它们有让本剧媚俗化的风险。　　然而本剧最终能免于媚俗，就在于导演，在那些看似“轻”的地方，掀起了“重”的风浪，因此阻击了媚俗的侵袭，托住了原着的精髓。　　李娟在书中衷情告白：“我爱舞蹈，常常久久地注视着起舞的一个美丽女子。”对“起舞的美丽女子”的命运测绘，便是导演的一个着力点。她用数个“一”，涤荡了国产剧对女性的某些陈旧书写：

一件物品：搓衣板，写尽托肯及一代哈族女性的困境。她心心念念想要一个搓衣板。酗酒的丈夫，直到冻死街头，也从未“听见”她的声音；丈夫的弟弟巴太，那个国王般的男人，陶醉在自己的爱情中，也“听不见”嫂子的愿望。　　搓衣板，是女性解脱负重的象征。而托肯——这名女性，始终不被听见，最后还是李文秀才让她摸到搓衣板。

一次错位：李文秀邮件投稿，另一边的作家阅后赞叹不已，联系投稿者。镜头调转，原来作家看的稿子，来自另一名女性，她与李文秀都曾出现在讲座上。　　这个小小的错位，带来的效果是惊人的——因为这名写得好的女性，迫于生活和丈夫，决定放弃写作。她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伍尔芙的“女性的房间”概念，从未在此刻如此具象地显现。

一个凝视：在女澡堂，哈族女人互相搓背、淋浴、泡澡，动情歌唱。李文秀的目光扫过，出现一幅油画般的生活场景，它只关乎快乐与松弛。四溅的水花，并不承载色情或男凝的意象，而是如李娟所写，是“触着了她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才溅开去”的。　　如此健康而美地展示女性洗浴，国产剧只此一家。

一个词语：我喜欢你，哈萨克语的表达是“我清楚地看见你”。正如托肯的“不被听见”，在这句台词的剧情中，李文秀也是“不被看见”，她面前的巴太跑去追逐一匹马。　　这个词语的解读，更具象，更能说明女性的某种处境。

一次打架：库兰男友听闻巴太可能会娶库兰，大打出手。托肯对库兰说，他好喜欢你，为你打架。库兰则撇撇嘴：“得了吧，他就是想赢。”她很清楚，这个男人更多是因为刁羊比赛输了不服气，才对巴太动手，而不是因为感情。

短短的几句台词，就将一场感情闹剧，变成了女性在围观一场可笑的男孩的游戏。正是这个游戏，言有尽而意无穷地投下了对女性命运的一瞥。　　剧集远不止这五个“一”，张凤侠、李文秀、托肯、库兰等，都是极其可爱、清醒、通透与欢欣的女性角色。通过对“起舞的美丽女子”的创造，导演获得了一部比李娟本身更广阔的传记——而这个关乎“女性书写”的传记，也正是李娟的作品所完成的叙事效果，因此，剧集没有辜负李娟。　　叁　　作为写作者和写作对象，李娟与阿勒泰是互相成就的。剧集的改编，除了关注李娟及其生活，更要完成对阿勒泰的描绘。　　在自然层面，阿勒泰壁纸般的云空、松林、草原、沙漠、湖水和牛羊，对观众来说，已大象无形地融入到每一处背景之中，无需剧组来雕琢这种天然的美。

在人文层面，主创仍然是通过一些细节之“轻”，承载了民族之“重”。　　譬如巴太父亲苏力坦出场，带佩刀进火车站，却被拦下。他是哈萨克族最勇猛的猎人，解下佩刀，则是顺应时代；留下佩刀，则是严守传统。他最终退出了火车站。

一个场景，便隐喻了：时代之河流，带着冲刷一切的决心，滚滚而下；而在这条河岸边的民族，是背离河流，继续牧马，还是顺流而下，选择轮船，这是一个问题。　　苏力坦，承担了剧集书写民族之重的任务。他对佩刀、猎枪、摩托、普通话及儿子婚恋、儿媳改嫁等问题上，一再地彰显这层困境。他是一个可爱又无奈的老顽固。他所顽固坚守的东西，远不是一场恋爱和一次怀春的心事，所能瓦解的。他最终独自转场，走向深处的牧场。他拒绝乘船，而是骑着马，赶着羊，逆流而上。

观众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重”，也由此获得一种新的视野，去观照到新疆、阿勒泰和某些牧民的人文形态。而这一切之“重”，竟然都是通过一种带有小小的尴尬的幽默和家长里短式的琐碎来完成的——没有居高临下的审视或置身事外的猎奇，没有不厌其烦的教化和暗藏玄机的批评，只有一种彻底的平等，不同性别、语言、角色、身份、种属与生命形态的平等。

而这正是李娟的书写的本质：她平视阿勒泰的万物升腾，进入生活的每一寸肌理，用四溅的闪光的水花般的语言，写下她看见、听见与感受到的一切。　　文/李瑞峰 编辑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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