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开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探索。因此，现代化探索从一开始就与民族的复兴、文明的赓续紧密相连。　　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挫折与文明赓续危机　　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苦苦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张之洞则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推动中国发起了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开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戊戌变法。然而，变法因遭到顽固派的重重阻扰而最终失败。　　戊戌变法自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包括：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然而，由于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因此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宣告失败。　　辛亥革命则通过暴力手段推进了现代化进程，成功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出了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但这一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未能取得成功。　　辛亥革命后，两次复辟帝制的事件使陈独秀和李大钊深刻认识到了孔教与帝制之间的关系。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因此他们提出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这场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李大钊备受鼓舞，开始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1916年发表的《青春》和《〈晨〉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章中，李大钊强调：“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中，他对东西方文明进行了系统比较，认为东方文明是主静的文明、灵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是主动的文明、物的文明。他认为中国未来应当追求的是调和双方弊端、吸取优长的“第三文明”，即“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十月革命的爆发加速了李大钊思想的转变，使他找到了实现青春中华和“第三文明”的路径。　　历史证明，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必须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的站起来，扭转了中华文明沉沦衰亡的命运，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为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前提。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求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此“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广为传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　　在1963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1950-1977年，我们工业产值以年均13.5%的速度增长，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真正站起来了。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小康”一词来描绘20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进一步提出了“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设想。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新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落后时代、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飞跃。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时代，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在理论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二、实现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重大转变　　激活传统人文精神，锻造形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了新的民族精神标识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下，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孕育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饱受磨难而生生不息、历经百余年而风华正茂的秘密所在。它犹如基石，撑起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进步的巍峨大厦，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独特标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崭新精神面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动力。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理念，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这些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形成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形成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它既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也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一方面，传统的道德规范、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多契合性，并为后者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并不直接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不能把传统的道德规范简单地搬用到现代社会。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制高点上和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上，立足时代需要和实践发展，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　　挖掘传统文化的修身理念，为党员干部明确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提供丰富养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修身理念，强调“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钱穆曾把中国文化要义概括为：“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论语》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礼记·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指南和最高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在修身方法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引用“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名句，强调党员干部“要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植根独特的文化传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中国之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优秀文化传承，以及革命、建设、改革以来的独特实践相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特色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既是对列宁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也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扬弃。　　三、实现社会主义文明从经典形态向当代中国形态的转变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实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确保了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坚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极大地创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和市场文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实行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苏联根据这个原则，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平行市场。苏共二十七大召开以后，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改革试验在苏联大规模地展开，但最终没有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日渐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创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和市场文明。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奋进新征程，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根基永远坚固、航向永不偏离。　　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就新在作为其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引领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避免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缺陷，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胸怀天下谋大同”的世界观，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背后“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旧世界观”。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至上”。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自信自立创伟业”的历史观，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观。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超越了西方的“金钱民主”。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超越了西方“牺牲环境、转嫁危机”的生态观。　　新时代十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14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8.5%，超过欧盟27国总量之和，达到美国的77%，人均GDP从39800元跃升到81000元，也是倍增还要多。十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是6.6%，远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了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坚持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论、正确的道路不动摇，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文明为底色，以社会主义文明为内核，以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为养分，是人类文明的集成创新，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