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5月17日晚，74岁的胡德夫出现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上，皮肤的黝黑与眉发的雪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粗大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上那么自由灵巧，一开口，胸腔里的辽阔，仿佛能容得下高山、大海、土地和风。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他在台湾原住民千年古谣《来苏》中，填进马致远的《秋思》，竟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旅人对故乡深厚的怀思在这字眼与旋律中打转，连气息和叹咏都一一契合。　　50年前，胡德夫举办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50年后，他带着《匆匆50年》音乐会来大陆巡回演出。从大武山下“牛背上的小孩”，到台湾民歌运动的先驱，到为台湾原住民权益奔走的斗士，胡德夫一路走一路唱，从未停歇。　　他的歌里，总能听到对乡愁的咏叹，对人的悲悯，对时代的追问。

上海文化广场，《匆匆50年》音乐会前的排练 吴桐 摄　　回到故乡　　胡德夫出身于台湾台东县太麻里，身上流淌着卑南族和排湾族的血液。在大武山怀抱中，在太麻里溪谷中，有他和他的牛，还有满山的月桃花，飞舞的蝴蝶，以及在天上自由飞翔的母鹰和小鹰。　　11岁那年，胡德夫考入淡江中学。在盲眼大哥的护送下，他打着赤脚从山谷走向城市。刚到淡水，他曾写明信片给父亲：“请把牛寄过来,这里有一大片青草地，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放牛。”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一片高尔夫球场。　　22岁那年，胡德夫写下人生中的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此后漫长的半个世纪，他写下许多关于故乡的歌，《太平洋的风》《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一幅画》。　　几年前，“北漂”了50多年的游子胡德夫，回到故乡定居，回到太平洋边，大武山下。他有一首歌叫《最最遥远的路》，“你我需穿透每场虚幻的梦，最后走进自己的门，自己的田。”　　记者：离开几十年，重回故乡，那里变化大吗？　　胡德夫：有一些变化，但环境还是那么美，对我来讲，那是台湾现在唯一的一片净地。这种生活方式当然也受到很多冲击，很多年轻人也离开了。我们回来，就来填补这一点空间。　　记者：在故乡的一天都如何度过？　　胡德夫：你知道我离开故乡那么久，有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记忆当中的事情，都想再去重温。有时候会到各个部落去看看，去听听大家在说什么。看看他们质朴真诚表情，听听他们从心里面发出的歌声。　　现在我家里有6只狗，12只猫，都是捡来的流浪动物，我以前也流浪过，想要给它们一个家。所以责任很大，它们病了不能不管，打架的时候还要劝架。　　平日我会一大早起床，遛遛狗，走到入海口，去看看日出。太阳出来，每天都像奇迹一样发生。然后，回到家，弹弹琴，写写歌。　　我以前没有孙辈，但这几年，突然多了6个孙子孙女，最大的上一年级，最小的才一岁半，我会花时间去陪伴他们。

上海文化广场，《匆匆50年》音乐会前，胡德夫和乐手们一起排练 吴桐 摄　　记者：你会给他们唱歌吗？　　胡德夫：会，我会给我的孙女唱我自己写的歌《脐带》：“我永远是您怀中的宝贝，视线里的焦点。”她喜欢听我唱歌，总是拉我到钢琴边，让我给她唱。就像我小时候，总是坐在祖父的膝头，听他唱歌。　　记者：孙子孙女出生之后，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改变？　　胡德夫：我曾是一个没有家的观念的人，一直在流浪，他们给我一个答案，我为什么回来？我回来陪伴谁？我最有限的生命有什么期盼？有他们，就有答案。　　记者：听说你在台中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太太在经营，她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胡德夫：我们已经把它变成餐厅了，我太太从初中就开始学烹饪，一直到研究所都在学。想让她可以学有所用，也可以研发一些新的菜肴。我太太最拿手的是煮山菜，就是来自我们当地的野菜。　　记者：你的歌总是在唱故乡，唱大武山，唱嘉兰，故乡为何能给你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胡德夫：故乡，就是你从小到大，滋养着你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希望能永远留在这片山谷，这里有我自己天空，自己的菜地。11岁离开家去远方读书，妈妈流泪了，山谷好像也在叹息。　　我记得我刚刚从山谷来到都市的时候，觉得城市好大啊，人海茫茫，找不到归属感。哥哥送我去淡江中学，我非常不适应，问了哥哥一句话，他们听得懂我说的话吗？　　果然，因为带着很重的乡音，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常常跑到校园外的相思林树林里，把相思树起成小学同学的名字，然后用排湾族的话跟它们讲话，我自己回答。我问它：“你要去哪里？做什么？要不要跟我去放牛？”　　城市跟山谷的差别很大，在茫茫人海之中，每天都会想家，想故乡的青山绿水，想起故乡，会躲到棉被里，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所以会想起故乡的歌，它会带我飘回那里。

胡德夫赤着脚，在山中 受访者提供　　记者：1974年，你成了台湾第一个举行个人作品演唱会的歌手，你唱了杨弦谱写的《乡愁四韵》，来自余光中的诗。余光中也曾是你在台大的老师，他如何影响了你？　　胡德夫：因为唱《乡愁四韵》，我才真正读懂余光中老师心中的那份乡愁，是一个很大的乡愁，是几百万人的乡愁。我的许多老朋友有生之年无法回到大陆，回到故乡。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是心有不舍，感受到许多人生离死别、分隔两岸恒久的伤痛。　　记者：今天，很多年轻人都在异乡漂泊，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心灵的故乡？　　胡德夫：城市大部分的样子都一样，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总有一种漂泊的感觉，总有一种乡愁。　　要融入这里的生活，那就用脚步去丈量吧。一面走，一面唱歌，一方面是排遣乡愁，让自己不孤独，一方面是壮胆，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一探虚实。　　很发达，如果有想念的人，就打电话，听听他们的声音，想听故乡的歌，在手机上也可以马上听到，我们可以和我们曾经拥有的、感念的事物很近。

胡德夫的手 吴桐 摄　　唱自己的歌　　22岁那年，胡德夫因身体旧疾从台大英文系辍学，传来父亲患上食道癌的消息，他每天打两份工换取医药费：白天在纺织厂当英语秘书，晚上在洛诗地铁板烧当店长。　　经朋友介绍，他又找到第三份工作：每周一三五去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在那里，他认识了李双泽和杨弦。　　胡德夫至今记得第一次见李双泽的场景。一个胖胖的、胸前挂着相机的男人，乒乒砰砰地走向上哥伦比亚咖啡二楼的旋转楼梯，坐在舞台前第一排对他说：胡德夫，听说你是卑南族的，要不要唱首卑南族的民歌来听听？　　苦思之后，胡德夫唱了卑南族语的《美丽的稻穗》来回应他，没想到唱完之后，全场起立鼓掌，而这一切震撼着他。　　属于胡德夫的音乐故事就此揭开序幕。他开始思考：什么是自己的歌？我们能不能唱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感受？

1920年代初期，在哥伦比亚咖啡馆 受访者提供　　记者：受到朋友的鼓励之后，你都做了些什么？　　胡德夫：我在想，下次上班要唱什么歌？我就打电话回家，告诉我姑妈，你赶快教我两首卑南族的歌，又打电话给阿妹，还有阿妹的同学，每人教我两首歌。这样，一个礼拜我就学会了六首歌。有唱阿里山的歌有唱阿美族的歌。　　后来，我们“三个臭皮匠”就经常在一起，他们都在写自己的歌，李双泽在写《我知道》，杨弦在写《乡愁四韵》。我连谱子都不会看，我写什么歌呢？　　李双泽说：“你不是常常讲小时候放牛的事，那你就写写看。”我觉得他说得对，就开始写《牛背上的小孩》了。　　记者：当年台湾的民歌运动影响了大陆的一代年轻人，你怀念那个时代吗？那个时代为何会诞生那些歌？　　胡德夫：我们当时被认为是“无病呻吟”的一代。我们不是学音乐的，但我们心里对音乐有强烈的渴慕，想要唱出那个时代的声音，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当时觉得，我们的土地很荒芜，虽然大家都在欣喜若狂地唱歌，但唱的很多歌都是英文的，没有自己的歌。　　我们就决定，还是要提起你的笔来，让文字变成书本，让曲调变成歌，变成咏叹和呐喊。我们要唱我们这群年轻人，如何看待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看世世代代的苦楚，看筚路蓝缕四个字的意义。我们那一代的人，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年轻的胡德夫 受访者提供　　记者：从几个年轻人的追问开始，如何掀起了一场民歌的浪潮？　　胡德夫：其实我们不曾觉得，是我们打开民歌的门，最重要的，是发现，原来我们都可以唱歌，我们的民歌可以影响到台湾流行歌曲的样式，影响到华人地区的年轻人们。　　他们拿起笔去写自己眼睛看到的，生活经历的，以及对明天的期盼。最后，百花齐放的时代就来到，罗大佑也写，李宗盛也在写，大家都在写歌。现在回头去看，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溪流，汇成这样一个流域。　　记者：有十年的时间，你为台湾原住民权益奔走呼号，不能唱歌，为何还是义无反顾？　　胡德夫：以前我们唱鲍勃·迪伦的歌，他说你要别过几次头去，假装你没有看见？这句话很打动我。那十年没有唱歌，也处在人生低谷，但我没有停止创作。　　如果没有去做那些事，我就不会写出《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太平洋的风》《最最遥远的路》这些歌。我慢慢相信，歌是有力量的，这也是我唱歌的原因。

《匆匆50年》音乐会现场排练中 吴桐 摄　　记者：《匆匆》这首歌激励人们珍惜光阴。但在今天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多年轻人会感到很迷茫，疲惫，浮躁，我们如何在越来越快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从容？　　胡德夫：我想跟年轻人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低、得失、输赢，要懂得有取有舍。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你可以不必知道，你可以不要，要懂得知足，不要勉强自己去得到什么，或者从别人身上拿掉什么变成自己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好的载体，去展现自己的才华。　　当我们感到迷茫的时候，不妨去听一听比我们弱小的人的声音，去了解和关注他们的生活。你会在其中学习到悲悯，会一边走一边去给予，而不是去汲取。　　记者：当年的唱片业比较发达，好的歌出来了大家都会听到，可是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很容易被掩盖。你对年轻音乐人有什么建议？　　胡德夫：现在的确比以前更吃力。我希望年轻的音乐人可以利用好手边的载体，选择你最想要表现的东西去表现。其实名气就像是一种浊气，反而是有些不求名的人，创作出的作品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不要管你歌曲出来之后，别的人说什么，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那种纯净的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谱写它？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勇壮，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去创作，有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

上海演出前的排练 吴桐 摄　　一座大桥　　1989年，胡德夫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跟他一起来的有一位卑南族的教授，听说自己的表哥还活着，要去北京看他。一下飞机就赶到北京饭店碰面，三个人唱起《美丽的稻穗》，抱成一团流泪。　　自2006年以来，胡德夫多次来大陆演出，和许多大陆的音乐人成为朋友。他去过北京、上海、云南、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今年央视春晚，胡德夫参演了《我的家乡我的歌》，唱了一首台湾少数民族歌曲《美哉今夜》，还参演了山东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　　他记得，李双泽生前说，要写首《一座大桥》，寓意两岸人民在桥上穿行往来，沟通问好。在胡德夫看来，最好的歌就是一座桥，每个人都该做大桥的桥墩、栏索和螺丝钉。 　　记者：距离上次来上海开音乐会，已经五年过去了。上海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胡德夫：这次来住在东湖路，旁边都是梧桐树，弄堂里有一些小餐厅，一楼二楼三楼都好吃，一个小店就两三桌，都是老妈妈在那里煮饭。上海是一个新旧混合的城市，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都跑到这边来，我也很喜欢这座城市。

记者：现在听你唱歌，感觉和年轻时的声音天差地别。鲍勃·迪伦和科恩也是，原来一个人的声音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一首歌的演绎也可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让我很惊讶。　　胡德夫：我记得2011年鲍勃·迪伦来台北，我跟朋友们一起去听，他唱《Blowing in the wind》，跟唱片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声音会发生变化，唱歌的人也在发生变化，对同一首歌的理解也在改变。因为年纪大了，经历的东西多了，你对事物的感叹会发生变化。我觉得，许多歌不只在诞生的时代有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在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意义。　　比如琼尼·米歇尔的《Both Sides Now》，她唱了人生的一体两面，唱出人生走在这个世界上的迷惘跟迷失。唱了很多年后，年迈的民歌手皮特·西格回应了她，像一个老人家告诉孩子。他说，女儿啊女儿，你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我们的生活上下颠倒，总是找不到爱，但最后的最后，我们都会迎接太阳。　　记者：你也会给自己曾经的歌加入新的内容，让一首歌不断演变吗？　　胡德夫：会，《牛背上的小孩》就是，以前，是从孩子的视角去唱，后来我加入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于是就有了告老还乡的感觉。　　还有台湾的千年古谣《来苏》，加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后，词与曲如此契合，因为这都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产物，太妙了。

胡德夫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前的走台 吴桐 摄　　记者：你喜欢贺知章、马致远的诗词，也喜欢泰戈尔、余光中的诗歌。你翻译过泰戈尔的《飞鸟集》。你对诗歌的喜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胡德夫：最早是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的民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当我开始学习国语、英语的过程中，才发现了文字的美，然后爱上了诗歌。因为诗歌可以用最凝练的文字去表达最缠绵，最宽广的东西，那么小而有力，太惊人了。　　记者：当你写歌词的时候，怎么去找到最凝练的语言，自己的语言？　　胡德夫：我脑子里经常会自己跑出一些文字来，我就写下来，一点一点去修改，找到更简单但精确的字眼，慢慢就有了一首歌词。虽然现在70多岁了，我还在探索新的语言。　　记者：你有许多歌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记忆，一首歌可以被流传下去，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胡德夫：越写越会这样觉得，悦耳的歌很多，但经常会问自己，有意义的歌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诚，不要添加许多虚妄的东西在里面。只有从心里发出的歌声，才会打动人。　　记者：你会写到什么时候，唱到什么时候？　　胡德夫：我的音乐不是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是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唱出来的。我觉得到现在，我才走一半。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去，很多精彩的人还没碰到，很多的歌还没有写出来，很多的声音还没有发出来。我还想尽力写，尽力唱。　　记者：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歌？　　胡德夫：今天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时代。台湾和大陆，人民和人民之间，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我希望音乐可以是一个桥梁，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两岸人民可以在桥上穿行往来，沟通问好，互相拥抱，而我愿做桥上的一颗钉子。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柔软的歌，去重温同胞手足的感情，我们曾经那么近，没有隔阂，我们也可以一起憧憬更好的未来。　　栏目主编：施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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