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探索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　　197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首任队长赵芝荃调查并试掘了新砦遗址。这次试掘是研究夏文化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探索，不仅首次将新砦遗址纳入了学界视野，而且为二里头文化找到了更为直接的源头。　　5月13日，记者跟随“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物探源集中采访团队走进新密新砦遗址，探寻夏代早期的“启都黄台”。　　新砦遗址的发掘源自一次偶然　　当年，赵芝荃为什么要选择在新密新砦进行试掘？这源于考古学界的一场讨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郑州商城和二里头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学界多数认为：河南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早期属于夏文化的范畴，二里头晚期和郑州商城分别属于早商和中商。

“当时，我们的老所长夏鼐先生说，二里头文化应该有其渊源，那么，二里头文化来自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新砦队队长赵春青说。　　经过近80年的探索和讨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这一观点已基本为学术界所共识。然而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二里头文化所延续的年代仅有300年左右。　　结合《竹书纪年》的记载，二里头文化只能代表从太康至夏桀时期的中晚期夏文化，至于从禹至启或太康前期的早期夏文化，仍需继续探索。　　“当赵先生在禹州和登封地区调查无果后，返程时决定换一条路，来到了之前从未来过的密县，在密县文化馆魏殿臣处见到了20多件放在地上的陶器，正是他苦苦寻找的过渡形态的器物。”赵春青告诉记者。　　也正是这次充满戏剧性的偶然发现，揭开了新砦遗址发掘的序幕。　　为探索早夏文化提供丰富材料　　新砦是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刘寨镇双洎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就是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小村庄，在考古界却声名显赫，其原因就是在此发现了年代稍早于二里头文化，又与二里头文化特征最为接近的一类遗存，被称为“新砦期”遗存或“新砦文化”。　　1979年，赵芝荃在这里进行首次试掘，认为其中存在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又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过渡性遗存，并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新砦期”的概念。　　“当时，这一概念并没有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在许多人看来，这里发掘面积较小、材料不丰富，以及内涵的阐释不够清晰，并不具有说服力。”赵春青告诉记者。

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了最后阶段，当时还在北大读博后的赵春青决定再次对新砦遗址进行深入发掘，通过这次努力，终于确认了“新砦期”遗存的存在。　　此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砦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为探索更早的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新砦考古队的文物库房里，赵春青指着不同类型的文物，给记者讲解新砦遗址的文化遗存的分期。　　“第一期为典型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第三期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花边口沿罐，整体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最为接近。”赵春青说，而第二期遗存特征鲜明，既与第一期遗存差别显着，又与第三期遗存稍有不同，被称为“新砦期”遗存。　　新砦遗址与“启都黄台”　　《穆天子传》中记载：“天子游于黄台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因入于启室。”　　赵春青表示，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初步推断新砦遗址是“夏启之居”和“后羿代夏”发生地。特别是城址的发现，能够证明其是早期夏都。　　“新砦遗址是一处有着外壕、城墙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宫殿基址的城址。”赵春青介绍说，从新砦城址本身的布局和内涵看，新砦城址具有承上启下的形制特点。

考古人员在新砦遗址还发现了具有很多其他地域史前文化因素的器物。“北方的小河沿文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西边的齐家文化，这几种考古学文化因素都在新砦汇集，也说明了这里当时的中心地位。”赵春青一一列举。　　赵春青表示，夏王朝初期禹、启、太康时期，与东夷关系极为密切，新砦期中突然涌入了大量东方文化因素，与历史背景有关，恰好与考古学现象符合。　　他总结说，新砦期历时150年左右，已经接近夏文化的上限或距上限不远，为探讨早期夏文化提供了新的支点和新的方向。